体育理论起源于人们对体育规律的理性追求，是人们在对体育现象和体育实践抽象、概括和总结基础上形成的专门化、系统化的理性认识，是对体育现象和事实的抽象概括和间接反映。早在先秦时期，道家、儒家、墨家等学派就提出过一些重要的体育思想，数千年来，一直影响着国人的体育实践。自晚清已降，西方体育逐渐引入中国，挟裹其中的是有别于东方传统的现代体育理论。新中国成立后，苏联体育理论被奉为圭臬，其影响今日仍然依稀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体育理论也不断走向繁荣。本文试图简要梳理我国体育基本理论教材的变迁，并探寻其背后所隐藏的体育思想之逻辑进路。

19世纪末，“体育”一词从日本传入中国，南洋公学《蒙学读本》（1897年）第二编曾载：“泰西之学，其旨万端，而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纲。德育者，修身之事也；智育者，政知格物之事也；体育者，卫生之事也；蒙养之道，于思为备。是编故事六十课，属德育者三十，属智育者三十，属体育者三十。”将“体育”解释为“卫生之事”，开创了我国近代史上“体育”概念释义之先河。不过，彼时尚无专门的体育理论教材。留日学生岚僧1902曾翻译日本学者西川政宪的《国民体育学》一书，连载于《杭州白话报》。在其译序中，岚僧强调了体育之功能与价值。1908诸克沛翻译了日本学者高岛平三郎之《体育原理》，该书“详论体育之必要，阐发心身相关之原理，谋三育之联系”，是相对较系统体育理论的引介。

1924年罗一东著《体育学》一书，开篇六章即详述了体育之意义和划分、体育与人生观、体育与精神及其他学科之关系，强调体育为人生要素之一。尔后分别从人体发育、运动生理和卫生健康等理论视角阐释了体育的作用。章凌信、杨少庚1927年出版了同名著作《体育学》，同样在总论中讨论了体育之定义、范围、种类、必要性、目的、以及其在教育中的地位。对体育的系统化理论讨论标志着我国体育学的初步确立。

当时，美国“新体育”运动轰轰烈烈，自然主义体育思想方兴未艾，袁敦礼、吴蕴瑞、方万邦、宋君复、江良规等留学欧美学者归国后，纷纷执笔编撰《体育原理》，引介欧美体育思想，这些书籍成为民国时期重要的体育理论教材。

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内掀起了全面学习苏联的高潮，苏联的体育教育理论传入我国，凯里舍夫的《苏联体育教育理论》（1955）、科里亚科索夫斯基等编写的《体育理论》（1958）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理论著作。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苏联在这方面有三个理论体系，一是身体教育，二是竞技运动，三是身体文化，这三个并列的体系各自独立，和谐发展。国内体育理论并没有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而是把身体文化当作“体育”总概念，而身体教育和竞技运动都降为“体育”的组成部分，并提出通过身体教育选拔培养后备竞技运动人才。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毛泽东有关体育的指示成为发展体育事业的指导思想。这些突破体现在一系列当时自编的体育理论教材中，包括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体育学院本科讲义《体育理论》（1961），成都体育学院体育理论教研组编写的《成都体育学院体育理论教材》（1973）、武汉体院体育理论教研组编写的《体育理论讲义试用》（1974）、北京师范学院体育系编编写的《体育理论》（1974）以及辽宁师范学校体育中心编写的《体育理论》（1977）、赣南师专编写的《体育理论试用教材》（1977）等教材。

改革开放后，我国体育事业迎来了全面发展的时期，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和残疾人体育都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体育理论也迎来了新的生机，1981年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体育理论》，彻底摆脱了苏联教材模式，不再以体育教育为主，而是以广义的体育运动为基础，将我国体育的目的任务、体育制度、体育手段、体育教学、学校体育、运动训练、体育锻炼和群众体育等作为体育理论的基本内容。

不过，随着体育分支学科的发展，《体育理论》一统天下的格局很快就被打破了。《运动训练学》、《群众体育学》和《学校体育学》不久便从体育理论中分化独立出去，《体育理论》只剩下最具有共性的《体育概论》或《体育基本理论》部分，涉及体育概念、手段、制度等内容，作为初入体育大学学子的启蒙课程。此间出版的理论教材也大多更名，如曹湘君的《体育概论》（1985）、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的《体育概论》（1989）以及鲍冠文的《体育概论》（1995），傅承智与厉鼎禹的《体育基础理论》（1991）、邓树勋与陈小蓉的《体育基本理论教程》、以及周西宽的《体育基本理论》（2004）等教材。

与此同时，体育哲学、体育法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社会学等子学科纷纷形成，极大地丰富了体育的理论研究，“体育理论”也由最早的一门涵盖范围极广的基础课程发展为一门称作“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