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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卓越——竞技体育之本质

图丨原文作者保罗•威斯


保罗·威斯生于1901年,早年就读于纽约城市学院,后入哈佛师从著名哲学家怀特海(Whitehead)。1929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威斯留在哈佛协助查尔斯·赫斯安编辑整理《皮尔士文集》。1931年,威斯离开哈佛,前往布尔茅尔学院任教,1946年起转至耶鲁大学,受聘为“斯特林”讲席教授,期间曾指导著名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博士论文,1969年从耶鲁荣休后,威斯继续执教于美国天主教大学直至1994年,2002年威斯在华盛顿去世,享年101岁。威斯视野广阔、思维深邃,被誉为“哲学家中的哲学家”。威斯一生著述30余部,他是“美国纯粹哲学协会”、“国际体育哲学学会”的发起人,知名刊物《纯粹哲学》和《体育哲学期刊》的创办者。本文节选自《竞技体育之哲学探讨》(Sport: A Philosophic Inquiry)。

译者——张小林


 


“卓越”使人兴奋、让人敬畏、令人愉悦,也带来挑战。秀美的鲜花、可爱的动物、俊美的容颜,总能使我们心情惬意。不过,人类卓越的成绩,更让人兴趣盎然,因为它揭示了人的潜能,阐释了何谓完美,为其他一切事物提供了一种衡量标准。

与其他生物不同,我们人类有欣赏卓越者的能力,因为卓越也是我们渴望的目标。我们也想亲身尝试,即使最终证明我们并不卓越,或者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我们依然初心不改。

世人之卓越品质,体现于诸多方面。有些人品格高尚,其行为展现出令人钦佩的美德。这些高尚之人将个人的德行升格为公众的典范。有些人通过创造生活的艺术而被永载史册,声名卓著。他们中既有不朽的人物、伟大的领袖和政治家,也有以神圣价值观吸引其追随者的虔诚教徒,还有比那些君王更受爱戴、流芳百世的师者,以及睿智的圣贤。这些人的身体弥漫着智慧和学识的气息,就连他们藉由身体所从事之活动都显得异常高贵。

优秀之人与众不同,卓尔不群,世人皆知。但由于他们过于优秀,大多数人都无法企及。就普通人而言,最容易达到的并不是那种需要首先私下达到一定程度的完美状态,尔后再公诸于世的卓越成就,而是对身体或现世事物之掌控的卓越成就。通常,遵守道德规范,尊重他人权利很容易做到;要成为影响历史的英雄人物也许并不难,尽管这并不常见;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在某个时期担任领导职务,并根据他能识别的永恒的价值观来限制自己。但对年轻人而言,他们会发现掌控自己的身体比举止高贵、永世不朽、虔诚笃信或博学睿智更容易。这是我们首先知道的可以解释为啥年轻人喜欢竞技体育的原因。

不仅年轻人对竞技体育感兴趣,几乎所有人都喜欢竞技体育。这一现实让我们不得不思索,为什么这么多人对此情有独钟呢?这背后存在某种基本动力吗?这只是人们偶然习得的一种文化习惯,藉此表达对成功暴力行为的钦佩吗?他们真的对体育比赛的完美表演感兴趣吗?体育运动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特殊的乐趣吗?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些棘手的问题具有哲学意义,在回答这些问题时需要处理与人的核心最接近的东西,即人的追求和行为。然而,哲学家们通常并没有仔细思考这一话题,他们忽视了竞技体育。当然,除此以外,性爱、工作、娱乐和世俗的成功也都从未赢得过杰出哲学家的持续关注。哲学家们充分思考了获得快乐的本质和欲望。他们一直关注卓越并以追求卓越为己任。他们很清楚在许多方面,所有人都具有相似的天性和欲望,但这并没有使他们投入时间和精力来研究一些人类最普遍的事业。

为什么那些伟大的哲学家,亦或是在思想史上稍有名气的哲学家都没有深入研究某些零散但又显然有吸引力的事业?可以理解的是,哲学家们认为这些活动只表达了有限的兴趣,是对某种特殊利益的专门关注,因此这些活动更适合作为其他领域的研究主题。也许我们永远都无法确定竞技体育被忽视的真正原因,因为还没有哪个哲学家讨论过该问题。

让我们回溯历史,来到古希腊,这是众所周知的西方思想之源。从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中可以管窥出竞技体育被忽视的原因。古希腊人热爱竞技运动,也乐于思索人类所关注之事物的含义,但古希腊的思想家们却从未对竞技运动的本质、意义和原因进行过深入探讨。几个世纪以来,哲学家们所做的思考探索,都是为了回答柏拉图及其追随者提出的问题。既然先贤们未能从哲学角度思考体育,这便也就成了后世的常态。怀特海甚至夸张地说“欧洲哲学传统最没有争议的普遍特征,就在于它是由后世哲学家对柏拉图做的一系列脚注构成的”。不过,柏拉图的确为西方哲学思想的规范做出了显著贡献。当然,准确地说,为大多数西方哲学家设定标准的是亚里士多德而不是柏拉图。怀特海的观察也强调了一种探寻的欲望:是否到了书写新文本的时候呢?过多脚注的旧文本是否应该被丢弃,为新思想让路呢?

亚里士多德在逻辑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艺术学、形而上学和修辞学等方面著述颇丰,但鲜有涉及历史或宗教的论述,更没有专门讨论竞技体育。亚里士多德被认为是“哲人中的哲人”,他的观点就被大多数追随者奉为圭臬,尽管他们并不完全认可某些主张。追随者们倾向于和亚里士多德一样把劳动者视作低下阶层的人,并提倡以政治和王权来证明世俗的成功。如今,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但这还不足以使他们摆脱许多哲学家的偏见,即这些学科是低级学科,不值得有远见的人追求。

亚里士多德从博学者的话语中总结语法,从熟练的论证中提取逻辑,从政治家的实践中凝练政治理论。但他却远离普通的话语、论证和实践。他和其他哲学大师都没有探寻大多数人思想行为背后的结构和原因。他们默契地认为大众流行之物不可能像罕有之物那样具有哲学意义,因为这太过于普通。他们认为,吸引许多人的东西不可能包含任何真理。遵循这一思想,人们很容易相信亚里士多德的断言——上帝只想到高尚而纯洁的事物,我们应该效法行之。亚里士多德曾说:“神的思想本身是事物中最出色的,因此神性思考之物必为思考本身。”但是,我们并不完美,生活在并不纯净的世界中,那么至少不能也不应该逃避对世俗和非道德行为的研究。正如研究精神错乱不会使我们发疯,研究非道德行为也不会让我们变得不道德。

从古至今,哲学研究似乎一直是上流社会文雅体面之人的专属。在哲学典籍之中随处都可见这一事实。例如,在柏拉图的一次讨论中,帕门尼德斯问苏格拉底:“您是否还备感困惑……头发、泥土或尘土或任何其他琐碎而低级的物体……是否有单独的形式?” 苏格拉底回答说:“……假设他们有一个固定形式肯定是太荒谬了。” 苏格拉底和他的朋友们认为,性爱、工作或竞技运动具有自己的形式同样是荒谬的。

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古希腊思想家作为奴隶制社会中的富裕阶层,他们主要思考与富裕阶层有关的问题。后来出现的历史和宗教哲学家(当然,我在这里指的是西方宗教哲学家,因为东方的哲人思索这些问题已有千年),也主要关注领袖在行为和思想上提出的一系列哲学主题。

哲学史是一系列试图解决这些难题的尝试,但也仅仅书写了特权阶级。哲学史忽略了普通人艰苦的历史及其日常生活。毕竟只有当哲学家进入认可的剧院和音乐厅后,他们才会关注音乐舞蹈。可以肯定的是,命运、运气和自由受到了一定的关注,这无疑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几乎没有人关注到底什么会让人着迷、激动和沮丧,到底什么如此诱人,又让人困惑,也没有人关注对那些社会底层未受教育的人来说什么重要。

假设只有上层阶级的行为值得反思,那么古希腊人本来也是可以写出关于竞技体育的哲学著作的,因为当时的竞技比赛,只有自由人才有资格参加。因此,参赛选手中没有社会底层的人,没有值得鄙视的人,并且对结果的反思似乎也没什么不对的。可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没有留下关于竞技体育的哲学著述,也许是因为他们认为运动员所表现出的力量和控制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所以这在本质上是低等的。事实上,他们中有些人的确说过“尽管运动员是自由人,但他们是下等人”。艾索克拉底(公元前436—338年,雅典演说家)就曾提到希腊贵族对运动员的强烈蔑视,尽管这并不典型。

亚西比德(公元前450?~404年,古希腊政治家)在天赋和体力上不逊于任何人,但他对体育比赛不屑一顾,因为他知道有些运动员出生卑微,来自小邦,教育程度低下。亚西比德热爱赛马运动,因为这是富人专属的运动,非低下阶层所能追求。

凡勃仑(美国经济学家,著有《有闲阶级论》)对贵族拒绝下层阶级所做的事情给出了更尖锐的解释:“体面的生活意味着将所有不能归类为休闲活动的行为排除在休闲阶层的生活之外。” 从这种观点来看,富人的运动必然与穷人的运动不同,但在精神上却相当接近,这足以使富有阶层的人回避思考这些问题。

典型的哲学家鄙视“大众”,认为“大众”一词意味着“不符合文明人的品味”。但是“大众”也意味着“广泛存在”。没有人有权从后一种含义顺利过渡到前一种含义。但是,当“大众”被视为“通俗”时,便可以做到这一点,而“通俗”本身曾是“大众”的一般术语。

对许多人而言,“大众”几乎等同于愚钝和未开化。即便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对大众的研究本身就应该被贬低。正如清洁科学可以研究空气污染,研究原始迷信的历史与成因的科学并不迷信。

如果哲学家们确实把体育运动的大众性看作是其微不足道的标志,然后认为这是体育运动不值得研究原因,那他们就犯了双重错误。大众性可能是好的,是可取的。不管是否如此,都应该从参与者未必知道或共享的角度来认真周到地考虑。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古希腊哲人及其追随者都没有抓住从哲学上探讨竞技运动的机会。从古至今,竞技运动还没有被真正看作真理或原理的源头或例证。

参赛与观赛都能迅速感染人的情绪。比赛太易赢得人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任何其他事物,这种热情和忠诚实属罕见,值得一提。弗雷德里克森(P. S. Fredrickson)曾指出:“没有哪个已知社会没有那种通过设置纯粹的人为障碍并从克服障碍中获得满足的游戏。”

与体育运动相比,艺术、科学和哲学对文明的贡献大得多,这些领域只需要少数人运用他们的想象力和智慧,只需要那些愿意摆脱现有观念束缚,孤独奋战,以罕有的成熟品质为后盾,运用能力、胆识和毅力的人。

农业、制造业和商业在我们的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也比体育运动重要得多,但体育运动并非没有经济意义。可是,经济上的重要事业通常不会引起大多数人的关注,人们很少像对体育运动那样忠诚热情、争论不休。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智者或是愚人,学富五车或是目不识丁之人,无一例外,都对竞技体育充满兴趣,痴情不移。

为什么各行各业和各个年龄段的人都对热爱竞技运动,答案还不得而知。至少对于参与者而言,不能将其视为确定的乐趣或重要的乐趣来源。它过于苛刻、过于繁琐,有时甚至过于危险,以致于无法将追求这一目标作为人们的主要目标。看台上的观众可能会发现竞技运动是令人愉悦和振奋的源泉。漫不经心的玩家可能会参与比赛,以放松身心或增强自己的幸福感。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会发现一些相当不同的因素。观众也好、运动员也罢,有时都会因为所面对的事物而感到紧张、失望、愤怒和沮丧。

体育运动可以用来满足人类不断发展的某些需求。但是,我们不得不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少人全身心地投入到竞技体育中呢?为什么人们大多仅满足于观看比赛,或将其作为释放精力或社交的方式,而不愿全力以赴地参与其中呢?如果体育运动是原始本能的产物,那所有人都应该表现出这种本能,进而参与到比赛之中才对啊。

“本能论”确实能说明人为什么喜爱竞技运动,但这些理由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才能凸显出来,其他时间则不见踪影。而且照此理由,观众都成了失意落魄的运动员,而年纪较大的人则成了无法满足自己身体需要的运动员。

下面这种方法可以很好地说明为什么人们会喜欢竞技运动,但我们需要忽略观众和年长者都不愿去做现役运动员所做之事情的事实。对体育魅力的合理解释必须是对大多数人都适用的解释。同时,这一解释也必须说明为什么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积极参与竞技体育。如果这种解释能揭示人或自然之真理,抑或是两者之外的原理,那么这种解释的广泛传播亦很重要。如果一项体育研究具有哲学意义,它应该能揭示该研究与人的基本需要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可以弄清楚为什么竞技运动无处不在了。

对体育运动的哲学解释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只能使人们意识到基本的区别、最终的界限、未被注意到的联系、被忽视的可能,以及体育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但是,这应该足以对某些感兴趣之事进行理论性、推测性的研究,即使对于那些主要侧重于实践、技术和即时性的人来说亦是如此。

教育者、商人和媒体从业者将大量时间投入体育运动,并且经常参与其中。有些人长期浸淫于体育运动,他们也可以出色地参加比赛甚至取得优异的成绩,还有一些人在中年时期依然体育表现出色,令人惊奇和钦佩。大多数人并没有运动天赋,但依然经常充满热情地参加体育运动。不过,年轻人是最热心体育的人,是最富有激情,最成功的竞技运动参与者。

年轻人无法传承文化或做出文化贡献,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经验或能力去全盘考虑或周全做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会专注于满足个人愿望和解决近期忧虑之事,很难在短期内完成重要工作。他们大多少不更事,行事漫无目标。虽然已经不是小孩了,但都尚未成年,还无法充当社会、国家或文明的主体。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能干好的事就只有体育运动,因为这是一件值得他们投入精力的事。

总体而言,年轻人可以在体育运动中脱颖而出,这是在许多其他领域无法实现的。虽然也有一些杰出的年轻画家、小说家、诗人、舞者、演员、教师,成绩斐然,令人惊叹与尊重。但是,这事实上是因为我们认为他们成熟以后有望达到更高的高度。我们喜欢称这些人为“天才”,暗含有“预示未来”之意。如果我们能正确使用该术语,我们就不会轻易混淆“可期的未来”和“可能的结果”。

当我们注意到某个运动员时,我们想到的不是他最终的成功,而是他目前的状态和表现,因为运动员的未来未必光明。我们往往期望我们的运动天才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愈加成熟,并且在过了巅峰期之后能继续成长,但我们也意识到,运动员的荣光主要是在当下,往往在成年之前即已达到顶峰。

运动员当下正在努力实现自我与造就自我。他们需要在当下,而不是未来,去寻求和实现所能企及的卓越成绩。通过训练,他们确实会取得进步,但只有在年轻的时候,才能取得最大的成就。除非一个人六岁时就能跑出十秒一百码的成绩,否则没人称其为神童。一个人被称作运动员,是因为他的训练有素。

年轻人多不能控制情绪,反受其支配。情绪往往会出乎意料地迅速失控,完全不顾现实地出现剧烈波动。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年轻人常常思想迷糊、行动混乱。他们很少会窥见主要的相关可能性,很少看到细微因素对他们欲知之事的影响。他们需要经验来指导如何权衡概率,如何评估相关性,如何在偏见之间取得平衡。

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大多是在年轻之时就已功成名就,否则可能永远都不会有重大成就。有些青年诗人的思想无与伦比、妙趣横生。但是在其他领域,他们都知之甚少。和其他普通年轻人一样,这些人的思想范围亦很有限。

年轻人精力充沛,用之不竭。他们将之用于诸多事业之中,往往半途而废。他们常常热情洋溢地开始,又心灰意冷地戛然而止。很少有什么事业能赋予他们某种技能、些许远见、零星智慧、或者偶然的良好判断力。如果幸运的话,时间会让他们变得愈发熟练,视野开阔,智力亦将趋于稳定,其判断力也将变得更加明智和有针对性。如果更幸运的话,他们将用自己的精力去探索、研究、发现和创造。但是在当下,他们可以趁着年轻,利用训练有素的身体参加比赛来轻松获得满足感。而在其他类型的追求中,通常需要花费数十年才能获得这种满足。

年轻人想成为优秀的运动员是很有意义的。对于他们来说,通过自身身体达到其他人无法企及的完美状态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如果他们不愿意将注意力从其他事物上移开,那就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他们必须停止认为自己要完全过上书斋式生活的想法。对身体的兴趣当然不排除思想,改善身体并善用身体的人必须动脑筋,也需要扎实的基础知识、良好的判断力,以及对自己、队友及对手可能行动的预判能力。但这并不是说他们需要全身心投入学习或不断反思。

运动员需要努力塑造良好的身体,并善加利用。不同的运动需要运用不同的身体部位、不同的肌肉、不同的禀赋和相应的训练,因此他们将沿着多种可能的途径去实现目标。究竟有多少途径呢?答案取决于体育的分类方式。不幸的是,体育界还没有出现像林奈(1707—1778年,瑞典植物学家)这样的分类学家,还没有科学的基本分类方法。目前,人们尚不知道应该引入哪些新项目,以及哪些项目可能会被取消,因为各种运动之间的差异不大。如果要让年轻人有机会在有限但有利的条件下充分发挥创造力,就需要掌握这些知识。这样一来,我们便可以为他们提供明确的途径,使他们可以迅速上道,成为卓越的人。

尽管有时我们会看到比赛中的运动员人数超过了观众,但通常情况是观众远超运动员。尽管人们对竞技运动有着广泛的兴趣,但职业运动员并不多。随着电视的出现,参加竞技运动的人更是越来越少。很明显,与明星运动员相比,不知名的运动员要多得多,而明星运动员的数量又比获得冠军的运动员多得多。

不必假设所有观众都心怀相同愿望,甚至不必假设所有的参赛选手必心怀相同愿望。也不需要假设观众们一定要表现出最忠诚、最成功的选手所具备的干劲儿。但是观众们很可能在比赛选手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因为观众们有时也会努力去成为卓越的人,而运动员恰好诠释了这种努力。

所有人都希望自己身心完善,即使是那些讲述自己不幸的人、受虐狂、不愿抛头露面的人,也希望获得满足,并以某种方式达到完满的状态。他们的“弱项”对他们来说,是获得自信或社会地位的机会;实际上,这些“弱项”是精神上或身体上处于优越地位的一种手段(并不完全是标志性成就的可信标志)。与其他人一样,自暴自弃的人也追求完美,尽管他们常常不加批判地满足于并不清晰的完美的假象。

很少有人会竭尽所能去成就自己,努力通过规训身体来做到这一点的人更是凤毛麟角。把运动员视作人类身体在特定情况下的极限发挥,所有人都可持此观点,的确也有人这样认为。在运动员的身上,所有人都可以窥见如果我们自己也发挥身体的极限,可能会是什么结果。

我们把运动员看作是一个卓越之人的缩影,我们客观地看待他和他的表现,不再强调他作为个人的身份。同时,看到他的成就,我们自己也仿佛取得了成就,因为运动员代表了我们所有人,使我们所有人都成了完满之人。我们为我们的代表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

运动员想要获得超越以往的卓越成就,想要超越自己,超越所有人。但曾经取得的成就以及现在可能取得的成就仅仅是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的产物,因为在另一个时间和场合,也许状态更好,成绩更棒,这表明以前的成绩并不是终极极限。只要竞技不止,这就是颠扑不灭的真理。

纪录不可能都被打破,但如果我们在速度、耐力、准确性等方面达到某种极限,那么无疑将会以此为契机改变条件,从而再次挑战人类极限。

当然,我们今天无法自信从容地谈论纪录。因为许多我们曾经以为是绝对极限的纪录,都只是短暂的,很快就被新人超越,因为他们有着更好的身体状况、更多的努力、更有利的环境、更合适的设备以及更好的训练方法。及至目前,所谓的“纪录”这一概念也仅有百年的历史。在此之前的比赛纪录并不可靠,而且创造这些纪录的条件与当下的条件也迥然不同,所以根本就没有任何可比性。海因茨·舒贝尔(1913-1980年,著有《奥林匹亚及其游戏》)曾提醒我们,以前的奥林匹亚体育场并没有今天这种坚硬、有弹性、人工铺设的跑道。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比赛中,铁饼的重量和大小也各不相同。早期奥运会摔跤项目完全是站立式的比赛,规则是让对手失去重心倒地3次为赢。

我们今天的许多体育纪录都不够准确,不足以让我们对完成的比赛有足够的了解。我们很少,甚至没有考虑规则、设备和环境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例如,撑杆运动员在比赛中使用的撑杆与以前的撑杆大相径庭,以至于这项运动事实上与十年前比已是完全不同的运动。运动鞋、草皮、球棒、球以及其他装备的变化,使人们能够在跑步、跳高、棒球、篮球和足球等比赛中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

纪录不仅仅是纪录,还提供了比较不同地点和时间取得的成绩的方法,提供了客观、公开、中立、当时无人能超越的边界说明。纪录告诉我们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达到的当时无人能超越的卓越水平。当取得的卓越成就被归因于某个团队或个人时,不仅掩盖了这是人类在接受检验的事实,也忽视了所有参赛选手都有教练和陪练的事实,都是通过无数种途径进行塑造和指导的事实,都是文化和环境相结合以使其得到发展并取得成绩的事实。

如果运动员参加公开的,经裁判的比赛,其应对挑战的表现将被检验并得到认可。运动员心无旁骛地在赛场上展现自己,当然他们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做好了准备。只不过他们此刻除了比赛中所期望的结果外,其他任何事情都无暇顾及。他们全神贯注、精力集中、全身放松地站在赛场上,既是个人,也作为所有人的代表。

当然,运动员不是我们的唯一代表。当我们对某一事实发表任何声明时,我们所有人都相互代表。例如,当我们说“雪花飘落”时,我们并不是在公开表达私人的猜测或信念,而是在说一个我们认为对每个人都是正确的话。这样的判断几乎无需努力或准备。但如果我们越是努力做到最好,就越能代表其他人。思想家、艺术家、宗教徒们,在不丧失个性的前提下,以出色的方式具化了人,进而被其他人视为理想化的方式。以此类比,运动员和他们殊途同归,只不过展示的是人类作为肉体存在的理想方式。

比赛成绩是否靠的是运动员本人的努力?还是运动员自己和他人的共同努力?抑或是过去或当下的努力?还是天赋的作用?没有人能区分出来。世界的非人格化过程使运动员成为焦点。当然,他们也拥有自己的存在和意志,表现出自己的才华和品德,作出自己的判断。他们是努力和奋斗的人,是参加比赛的人。是最终决定是否要继续超越他人可能创造的纪录的人。运动员创造的纪录也是整个人类的纪录,展示了人类通过个体代表所能达到的极限。运动员之所以卓越出群,全在于他们展示了人类可能实现和突破的极限。

运动员终究会表现出自己的不足之处,如神经紧张、无法自律、缺乏勇气、洞察力弱、不够大度、粗心大意或想象力差等问题。处理这些问题时,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使用的是处理那些能区分出思想家、艺术家和宗教徒的事物一样的方法。我们倾向于将失败归咎于个人,而不是归咎于全人类,除非我们能够自信满满地说没有人能做得更好。我们本来可以将失败归因于人类的极限,将成功归功于个人,但这会影响我们与运动员之间的身份认同,我们相信运动员是所有人应该成为的人。

运动员是人类之卓越的体现。当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那种自负又自我的运动员。但即使是这种运动员,有时也必定会认为自己的成就代表了人类取得的卓越成就。而且,鉴于他们的确超越了其他人,也表明了他们有资格代表所有人。这些运动员的自负和想法,恰恰也表露了问题的实质。

运动员必须充分准备,才能成长起来。他们必须规训自己、改造自己、惩罚自己。不明白运动员为什么会甘心如此,但如果考虑年轻人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要做什么时,我的答案就一目了然了:因为体育为他们提供了成为最优秀的人最有希望的手段。不过,答案不能光凭口说,还得赢得赞同。这就意味着我的答案还需要驳倒那些表面看似更合理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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