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一直是西方哲学家的宠儿，不仅可以在赫拉克利特等古圣先贤的论述里找到，也能在尼采、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皮亚杰、伽达默尔等现代哲学大师的书中读到。哲学家们在探讨“人应该如何生活？”这一问题时，他们的答案均指向同一个关键词——游戏，将之视为解开人类终极追问的钥匙。游戏究竟是什么？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断言称游戏是无法定义的，因为不同游戏之间没有共性。维特根斯坦还告诫哲学家们应该“去观察理解是否有共同之处”而不是预设“必然有共同之处”。加拿大学者伯纳德.舒茲（Bernard Suits）认为“这是很好地忠告”，但也指出“维特根斯坦本人并没有做到，他确实观察了，但他在此之前就早已认定游戏无法定义，因此他的目光快速扫描，几乎没有看到什么东西”“维特根斯坦只触及了不同游戏之间的表面差异，如是否有娱乐性、竞争性等，但没有思索它们是否有更深层的共性”。

舒茲1967年在《什么是游戏》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他对游戏的定义，并于1978年出版《蚱蜢：游戏、生命与乌托邦》（以下简称《蚱蜢》）对游戏的本质进行了更深入透彻的分析，为西方学界长久以来关于play, game及sports三者的概念之争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贡献。

《蚱蜢》完稿后的出版历程并不顺利，起初的好几家出版社都不愿出版该书，牛津大学出版社本来有意向，但后来还是拒绝了。最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同意了出版该书，并于1978和1980年发行了两版。尽管有希尔兹（Shirts）、库珀（Cooper）等人的正面评价，称其是“一本非常出色的书，对游戏领域的人们意义重大，是任何对游戏有浓厚兴趣的人案头必备之书”。但当时普通民众和哲学家对游戏仍然停留在运动、围棋、丢手绢等印象中，又恰逢维根斯坦的理论当时正值流行，《蚱蜢》未能打开市场，读者群并不多。1990年美国波士顿一家独立出版公司大卫德兰出版社（David R. Godine）邀请著名插画家弗兰克.纽菲（Frank Newfeld）为该书配上了精美的插画，再次出版，依然没有引起普遍关注。以至于《哲学的未来》主编布莱恩.雷特（Brian Leiter）称这本书是二十世纪最被低估的哲学书之一。进入新世纪后，当代艺术理论和游戏环境为《蚱蜢》死而复生提供了机会。著名哲学家托马斯.霍尔卡（Thomas Hurka）对该书大为推崇，并亲自为该书做导读，使得2005年加拿大独立学术出版公司博文视点出版社（Broadview Press）推出的新版《蚱蜢》大受欢迎，并掀起了一股舒茲热。目前，该书已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中文版由台湾学者胡天玫与周育萍合译，2016年台湾心灵工坊出版社出版。《蚱蜢》问世40多年来，已成为游戏理论的经典之作。

《蚱蜢》全书由序言、导读、正文和附录组成。尽管这是一本讨论严肃问题的哲学书，但其行文方式却十分风趣幽默。舒茲并没有采用说教的方式，而是借伊索寓言中的大蚱蜢之口道出其观点。在伊索寓言中，蚱蜢日日玩乐，而勤劳的蚂蚁则辛勤地准备过冬食物，冬天到来时，由于蚂蚁有所准备，顺利渡过了冬天，而蚱蜢没有未雨绸缪，冬天一来就死掉了。但在《蚱蜢》中，叙事主角大蚱蜢成了苏格拉底般的哲人，在与他的追随者史克普克斯（Skepticus）和普登斯（Prudence）的对话中，阐述了他愿意为之生为之死的理念“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玩乐一生，然后死去”，并指出“所有职业或活动，实际上都是游戏”，“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在玩游戏，却不知道自己正在玩游戏”。这看似奇怪的论断背后隐藏着舒茲对游戏本质及价值的思考。

舒茲在《蚱蜢》一书中花费了大量笔墨来讨论游戏的定义，并借书中人物之口对各种质疑进行了辩驳，以维护其定义。舒茲并未直接说明游戏是什么，而是另辟蹊径，从“概念分析”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游戏得以进行之必要充分条件。为此舒茲提出了四个重要概念：前游戏目标、游戏方法、建构规则和游戏态度。

舒茲认为游戏包含了三种不同的目标，即达成特定事件状态（如领先其他参赛者冲过终点线）、获胜、试图获胜的行动（如参加长跑比赛）。其中“达成特定事件状态”也称作“前游戏目标”（the prelusory goal of a game），因为这类目标先于游戏或独立于游戏就能加以描述和说明。“获胜”是游戏过程中的“游戏目标”（the lusory goal of a game），而“试图获胜的行动”或“参与游戏”可以说完全不是游戏本身的目标，只是一种生活中试图打发时间或寻找乐趣的目标。“游戏方法”则是那些合法或正当的，被允许用来达成前游戏目标的方法。当然，游戏方法受规则的制约。

舒茲把游戏规则分为“建构规则”(constitutive rule)和“技术规则”（rule of skill）两类，前者指禁止使用最有效率的方法来达成前游戏目标的规则，后者指建构规则界定的范围内的技术要求。违反技术规则往往被认为游戏玩的不好，但违反建构规则，游戏就没法继续了。为了让游戏顺利进行，玩家需要甘愿接受规则，选择低效率方法去达成前游戏目标，舒兹将这种态度称为“游戏态度”（lusory attitude）。基于这四个重要概念，舒兹将游戏定义为“玩一场游戏，是指企图去达成一个特定的状态（前游戏目标），过程中只用规则允许的方法（游戏方法），这些规则禁止玩家使用较有效率的方法而鼓励低效率的方法（建构规则），而规则被接受只是因为规则让这项游戏得以进行（游戏态度）”。简言之，玩游戏就是“自愿去克服非必要的障碍”。

对游戏进行定义后，舒茲进一步讨论了游戏的价值。他将人类活动分为工具性活动（为结果而进行的活动）和内在价值活动（为活动本身而进行的活动），他认为玩游戏是纯粹的“内在价值”活动，是“人类理想存在方式”。

舒兹指出，在科学昌明、物资丰足、无生计之虞的的乌托邦世界里，所有人类需要进行的工具性活动都消失了，一切所需都可以通过心电感应机器来实现。此外，心理治疗和社会科学也取得了进步，解决了所有可能的人际关系问题，人们不再需要亲情、认同、关注和钦佩。心理治疗的进步甚至使道德原则变得多余。艺术也不再需要，因为它的创作动机——人类的愿望，挫败感，希望，恐惧，胜利，悲剧等——在乌托邦中不存在了。甚至科学、哲学和所有其他形式的探究也失去了任何意义，因为乌托邦是一个已经回答了所有重要问题的社会，即便爱情、友谊和性爱这类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也消失了。在乌托邦，人们无事可做，没什么值得努力，剩下的唯一有意义的活动就是玩游戏。“在乌托邦中，玩游戏可以使人们保持足够的精力来使生活变得值得生活”。

在乌托邦世界里，人们只做那些他们认为具有内在价值的事情，他们做这些事情是出于自愿，而非必须。除原有的游戏外，被视为工具性的活动（如造房子、伐木），在乌托邦世界里也可以被赋予内在价值，成为游戏。这和打高尔夫球极其相似，高尔夫选手可以使用更有效率的方法将球直接丢进洞里来实现进球的前游戏目标，乌托邦的人也可以通过按下心电感应按钮，自动得到一栋房子，但他们对房子的兴趣和打高尔夫球的兴趣一样，过程比结果更重要。也就是说，两者都涉及克服不必要的障碍，都是在“玩游戏”。

《蚱蜢》自问世40多年来，已成为游戏理论的经典，堪称20世纪最重要的游戏哲学著作之一。作者舒兹对“游戏定义”的阐释不落窠臼，为游戏划定了一个清晰的范围。为西方学界长久以来关于play, game及sports三者的概念之争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贡献。同时，《蚱蜢》对“游戏”定义的深入探讨也有裨于我国体育学术领域中争鸣已久的“体育”概念之争。为我国体育基本理论研究提供了“他山之石”。该书对游戏价值的强调还为游戏的存在伦理进行了正名，舒兹指出“游戏自成目的，是人们在彻底自由的状态下才去做的事情，是非常理想的存在状态”“游戏是未来的线索，我们要趁现在认真培育游戏，或许是我们唯一的救赎”。同时，舒茲关于游戏过程价值的论述亦可谓深中肯綮。对于人类而言，具有内在价值的活动一方面指向一个外在目标，另一方面又必然从目标达成的过程中衍生出价值。游戏的输赢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克服困难追求前游戏目标时获得的愉悦和享受。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舒茲所宣扬和捍卫的这种现代过程价值观，将美好生活的机会，公平民主地扩大到了所有人。

一本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总会有得到认可之时。如今，沉寂多年的《蚱蜢》已然葳蕤生辉，舒兹学术声誉日隆，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他的游戏哲学。这本扛鼎之作人人都应读一读，与哲学家对话，探寻游戏的奥义。